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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曙虹 | 特色辦學是歷史大趨勢,我們真的認識到位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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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時間:2023-09-16 15:13

去年5至6月,我以系列文章的形式在本公眾號發布了以下內容。近來在本公眾號后臺也常能看到有朋友在翻閱這些文章。

因為我本人竭力倡導特色辦學,也希望能贏得越來越多的同道者,特別是在8月30日教育部等三部委《關于實施新時代基礎教育擴優提質行動計劃的意見》中再次明確提出要“培育一批優質特色高中”后,我認為國家層面關于特色辦學的信號依舊十分強烈。故將這些內容再集中發布一次,供新關注我公眾號并對此話題感興趣的朋友研讀。

本次發布增補了一些以往國家關于特色辦學的政策,并酌情增補了一些其它觀點。


20220207

反對特色辦學,究竟是在反什么?

全國著名校長李希貴先生曾說過這樣的觀點:希望學校沒多少特色,但每一位學生都有自己的個性。

——對后半句話我高度認同,但前半句話我估計會產生很大爭議,因為他所執掌的北京十一學校,其幾乎無與倫比的辦學特色已被幾乎舉國學校奉為圭臬。

全國著名校長李鎮西先生曾說過這樣的觀點:義務教育階段的學校只要認真完成國家教育任務即可,無需辦出特色。他甚至表態:“我想辦一所沒有特色的學校?!?/span>

——事實真相如何呢?我來引用百度百科上對他曾執掌的成都市武侯實驗中學(屬義務教育階段)的一段介紹:

在李鎮西校長的引領下,武侯實驗中學教師、學生與家長一起感受到了“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所帶來的成功感,自我專業發展成為教師的日常自覺行為,教師業務能力突飛猛進,學校的辦學水平蒸蒸日上,“新教育”已成為武侯實驗人共同的“平民教育”夢想,“新德育”、“新課堂”之花在這里悄然綻放,“六大行動”正深入開展,“讓人們因為我的存在而感到幸福!”的人文精神深入到每一個武侯實驗人的內心。

試問,該校對“新教育實驗”的踐行,是否已形成了鮮明的辦學特色?

全國著名校長柳袁照先生也曾在中國教師報撰文表達過“學校不必有特色”的觀點。

——然而,他曾執掌的蘇州十中被媒體譽為“最中國”的學校。

著名教育學者石中英先生曾撰文對一種“特色辦學”現象——概念叢林——提出了質疑:

對于學校的辦學理念,有的叫“生命教育”,有的叫“小公民教育”,有的叫“尊重教育”,可謂是多種多樣;對于學校的文化,可能是受所謂的“一校一品”的學校文化建設思路的啟迪,有的學校致力于打造“雅文化”,有的致力于打造“家文化”,有的致力于打造“石文化”,真是百花齊放;對于學校的課程,有的把自己學校的課程叫做“幸福課程”,有的把自己學校的課程叫做“梅花課程”,有的把自己學校的課程叫做“蒲公英課程”,諸如此類,各有說法。置身于這樣豐富多彩的教育概念之中,一方面深切地感受到一線教育工作者致力于教育創新的熱切和執著,另一方面也隱隱約約感受到他們在認識和實踐上深陷這種概念叢林的無奈和苦惱。

另外,著名教育評論家吳非先生也曾在中國教育報發表《學校一定要有“特色”嗎?》一文,對學校熱衷于追求特色的現象表示反對。

那么問題來了:這些把自己學校推向特色之巔的校長,為什么要反對特色辦學?為什么會有不少教育學者站出來反對國家倡導的特色辦學?

在下文中,我嘗試回答這樣一些問題——

我們究竟該如何理解特色辦學?

學校究竟要不要、能不能特色辦學?

許多教育大咖們反對的究竟是怎樣的“特色辦學”?

學校該如何走出自己的特色辦學之路?


特色辦學是歷史發展的大趨勢

學校要不要特色辦學?認識和回答這個問題,需要放大格局,將其置于世界歷史的發展軌跡中考察。

我們知道馬克思主義有一個經典命題: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我們今天探討特色辦學的歷史趨勢,正適用于這個重要命題。


工業時代的學校特征——規范化、標準化、同質化


開始于18世紀60年代的英國工業革命,是一場以機器取代人力,以大規模工廠化、統一性生產取代分散的個體工場、手工生產的產業革命,它隨后向整個歐洲大陸傳播,19世紀傳至北美,接著又傳播到世界各國。這場生產力的革命是資本主義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階段,實現了從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的重要轉變。

在這場工業革命的呼喚下,實驗性、經驗性的科學研究日益發展,以先驗的演繹為生命的哲學便因其不可經驗而開始備受攻擊,科學迫切需要打破必須以哲學來為自己合法性作證的局面,建立屬于自己的哲學認識論。于是到了19世紀上半葉,以“拒斥形而上學”為宗旨、闡釋科學的意識形態的實證主義哲學應運而生,宣告了自然科學從哲學中徹底分化。

實證哲學創始人孔德認為,“實證”所蘊含的實在、有用、確定、精確等意味,是人類智慧的“最高屬性”,這種最高屬性是通過自然科學的發展而確立的。同時,隨著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以往無功利目的的自然科學成果在越來越大的程度上被應用于技術生產,從而成為推動社會進步的巨大力量,因此自然科學及其法則被提升到至高的地位。

總之,近代科學思潮力圖從自己的法則出發統一整個哲學規范,并力圖在工業、技術之上組織社會生活,構建經濟、政治體系。甚而,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誠如哈貝馬斯所言:“在發達工業國家,科學技術不僅成了一種為和平的和令人滿意的存在奠定基礎的主要生產力,而且也變成一種使一個同群眾隔絕的管理上的高壓統治合法化的新的意識形態形式?!?/span>

這種“新的意識形態形式”的基本特征就是,信奉絕對權威,強調主體(統治者)對客體(物與被統治者)的占有、支配。

建立在工業化時代及其意識形態基礎上的現代教育,主要從自然科學的世界觀出發,追求的是規范化、標準化、同質化,忽視甚至否定了教育理應具有的“人”的屬性,也忽略了不同學校存在的特殊性。

我國雖與資本主義國家有著社會性質上的根本差異,但在改革開放之初的現代化征程上也遇到了西方國家曾經遇到的相似問題。表現在學校建設上,就是尋求大一統,就是主要依靠自上而下、由外而內的政策驅動,就是千校一面的同質化現象。這種模式在學校發展的初級階段是非常必要和高效的,但它也帶來很多問題,如政府和學校責權不清,學校主體地位矮化,學校自身的積極性創造性發揮不夠、辦學特色不鮮明等。


信息時代的學校特征——多樣化、差異化、特色化


今天人類已經進入了后工業/信息時代,進入了后現代,它的最基本特征就是信息多元,信息多元又必然導致價值多元。

后現代哲學認為,基于工業時代的現代理性表現為總體性,而總體性就意味著簡約化、絕對化,意味著話語霸權。所以,需要破除人們對這些理念的絕對確信,需要建立起多元性、差異性、不確定性、邊緣性、可選擇性的思維模式。這一思潮的主要代表科布指出:“后現代是人與人/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時代?!边@可以看作建設性后現代主義的思想起點。建設性后現代主義雖然提出了某些建議,但總體上持開放的、非決定論的態度,主張以日常敘事消解宏大敘事,以多元闡釋消解“中心”情結,以承認差異的新思維取代強求統一的舊思維。

這種后現代哲學觀無疑為教育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成為當今教育哲學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也為辦學實踐、為學校發展提供了一個重要而獨特的視角。

隨著我國辦學體制改革向縱深推進,大一統、同質化的辦學模式廣受詬病,政校分開、管辦分離的呼聲越來越高,學校自主發展、內涵發展、特色發展的意識越來越強,落實和擴大學校辦學自主權已成為從國家教育戰略到校長辦學實踐的共同訴求。我們所說的自主辦學是在政府宏觀調控之下,學校自主地根據社會需求和自身發展規律作出如何辦學的決策并實施辦學行為。自主辦學與宏觀調控是政府與學校在市場經濟體制之下新關系的不可分割的兩個方面,正是兩者共存才使政府控制與學校自主辦學處于一個合適的狀態,推動整個教育管理機制正常運行。這種變化極大地強化了學校自我發展的期望,增強了學校自求發展的推動力。一句話,“大家不同,大家都好”的各級各類學校多樣化、差異化、特色化發展,已成為時代發展的必然趨勢。

當然,必須強調的是,作為尚未徹底完成現代學校制度建設的中國學校,還面臨著一個實現現代性和超越現代性的二律背反式的“圍城”。對于正在追求高質量發展、努力邁向現代化的學校,在現代性與后現代性之間,只能選擇現代性,但這一定是有待學校自己創造和修正的現代性。因為后現代主義對我們超越現代化“圍城”提供了有益的啟示,它對現代社會同質性、絕對性的批判以及對后現代社會的探索,有助于我們批判性地反思和把握現代學校制度建設的本質,使我們能夠立足多樣性、差異性的背景尋求學?,F代化的發展方向。

(雖然從當下的現實來看,“后現代”似乎正成為過去,集團化辦學、縣管校聘等舉措正在重新塑造“同質化”的學校管理模式,但我堅定地認為,放到歷史長河中考察,這些舉措只能是過渡性政策,特色辦學必將是“永恒”的命題。)


特色辦學是一以貫之的國家教育戰略

自從1982年9月鄧小平同志在黨的十二大開幕詞中首次提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之后,我國教育界就開始了對特色辦學的探討。

1993年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其中明確提出中小學要“辦出各自的特色”,這可以看作我國首次對特色辦學所進行的“頂層設計”。

2001年開始推行的我國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目標之一是“改變課程管理過于集中的狀況,實行國家、地方、學校三級課程管理,增強課程對地方、學校及學生的適應性”。而校本課程制度的建立,就是學?!稗k出各自的特色”的直接路徑。

2010年頒布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共計2.7萬多字,單“特色”一詞就出現了23次,其中明確指出:“要樹立以提高質量為核心的教育發展觀,注重教育內涵發展,鼓勵學校辦出特色、辦出水平、出名師、育英才?!?/span>

2017年國務院《國家教育事業發展“十三五”規劃》提出:“推進‘一校一品’校園文化建設,引導各級各類學校建設特色校園文化?!?/span>

2019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教育教學改革全面提高義務教育質量的意見》提出學校要開展藝體特色活動與課程,要形成教學管理特色。

2020年9月教育部等八部委《關于進一步激發中小學辦學活力的若干意見》提出:“鼓勵支持學校結合本地本校實際,辦出特色、辦出水平”,又進一步要求“大力構建……富有特色的學校文化”。

2021年3月由教育部等六部門印發的《義務教育質量評價指南》,在《評價指標》的考查要點9中提到:“處理好政府與學校的關系,落實學校辦學自主權,充分激發學校辦學活力,促進學校辦出特色、辦出水平?!笨疾橐c21提到:“制定符合實際的學校發展規劃,推進學校內涵發展、特色建設,增強學校辦學活力?!笨疾橐c24提到:“建設體現學校辦學理念和特色的校園文化……”

2022年1月由教育部印發的《普通高中辦學質量評價指南》,在《評價指標》的考查要點29提到:“制定符合實際的學校發展規劃,推進學校內涵發展,增強學校辦學活力;將辦學理念和特色發展目標融入學校管理、課程建設、學生發展、教師發展和校園文化建設等方面,努力辦出學校特色?!笨疾橐c35也提到:“建設體現學校辦學理念和特色的校園文化……”

2023年7月,教育部、國家發展改革委、財政部制定《關于實施新時代基礎教育擴優提質行動計劃的意見》,其中明確提出“培育一批優質特色高中,普通高中多樣化發展扎實推進”。

由此可見,30年來,特色辦學一直被列為國家級教育戰略。它是推動基礎教育均衡、優質、內涵發展的重要而有效的途徑,是學校建設的基本任務,也是學校發展的基本取向。沒有全國各級各類學校的特色化發展,我們也就難以實現《中國教育現代化2035》提出的“發展中國特色世界先進水平的優質教育”的戰略任務。


特色是什么,不是什么?

我所理解的辦學特色,是指學校在辦學過程中形成的獨特、穩定、為社會所認知并認可的辦學風格,它往往既體現為學校長期形成的價值觀,又體現為教師“習俗化”的情感和智慧傾向,還體現為學生獨特的言行與精神風貌;既表現出學校教育的某種優勢,又表現出學校特有的文化氣質。

中國教科院研究員鄧友超提出用三個“度”來衡量學校是否形成了特色:

一是標準度,就是學校的獨特之處要在“平均數”以上,在基本辦學標準之上;

二是貢獻度,就是指這些不同要被轉化為優勢,轉化為育人力量,推動學校辦學水平不斷提高;

三是顯示度,就是這些不同經過沉淀最后形成了學校的發展路徑和辦學風格。

從辦學特色的內涵出發,再用這三個“度”來衡量,可以很明顯地發現,辦學特色在不少學校都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存在。事實上,許多學校在辦學實踐中都逐漸形成了這種鮮明的特色,并且它們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了學校對內凝聚人心、對外強化認同的文化符號。

我們看到有不少“特色論”的反對者,仿佛堂吉訶德大戰風車一般,先把特色樹為假想敵,然后再猛烈攻擊,諸如:搞了特色就必然丟了本色、搞特色是把手段當目的、追求特色就是獵奇和善變,等等。我們不否認特色學校建設中存在簡單化、形式化、片面化、表面化、口號化、庸俗化等現象,但一個簡單的道理是:不能因為有歪嘴和尚念歪了經,就質疑和否定“真經”本身。

追求特色不是原罪,不能不加區分地一概反對。我們要反對的,是那些“歪嘴”現象:

我反對行政命令的、貼標簽式的“一校一品”“一校一特色”,它極易將內在形成特色與生硬地“搞特色”混為一談,就如同強扭的瓜,體現的是教育霸權;

我反對舉校體制的、整齊劃一地追求某一“特色”項目,因為它是在逼使秉性各異的學生同質化發展,違背了教育理念和規律;

我更反對急功近利、弄虛作假的“特色”,那種為了招生宣傳,為了應付各類檢查、督導、驗收等而刻意編造“特色”的行為,徹底違背了教育的倫理。

特色,應該是一所學校特有的文化氣質。有人說:一個哈佛畢業生站在你面前,說不出三句話就能聽出他濃濃的哈佛腔。有特色的學校就像一個能量強大的生態場,身居其中久了,會情不自禁地被其氛圍浸染并逐漸趨同,在思維方式乃至行為方式上都潛移默化地打上這所學校獨特的文化烙印。

特色,應該是一所學校特有的文化戰略。它是學?;谧陨砦幕瘋鹘y、現實形態和愿景展望的一種獨特的戰略建構,它既統領學校的全局性工作,又規劃出未來長遠的發展趨向;這種戰略建構還有一個個性化的概念來指稱,有鮮明的文化標志。它是學校核心價值的體現,是教育質量和信譽的體現,是凝聚全校師生心智的源泉。

總之,在深化教育“放管服”改革、逐步落實中小學辦學主體地位的今天,在教育“更加注重融合發展”的理念指導下,特色辦學將超越以往過多關注特色項目、特色活動的形而下思維,走向宏觀的、戰略性的學校特色建構。也就是說,我心目中理想的辦學特色應具備這幾個特征:

第一,內源性,即必須植根于學校辦學傳統和內生機制;

第二,基礎性,即必須體現學校育人的根本屬性;

第三,全面性,即必須統領學校的全面工作并著眼于學生全面而有個性地成長;

第四,差異性,即具有不同于其他學校的獨特之處。


辦學特色形成的內在依據

因遺傳基因、成長環境、受教育程度等的差異,每個人都會形成不同的個性特征。同理,因辦學緣起和發展沿革不同,所處社會生態不同,師資和生源的實態不同,辦學者的辦學理念和理想不同,因而從道理上講每所學校都應是不一樣的存在,都有自然形成的氣質特征與文化品性。

顧明遠先生在《論學校文化建設》一文中舉過這樣的例子:“學校真正的特色就在于學校的文化建設上。例如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的文化就不同,清華講究科學、嚴謹,北大則繼承蔡元培校長的傳統,講究學術自由、兼容并蓄……”我們都知道,這兩所頂級高校各自的特色并不是人為地、刻意地制造出來的,而是經由長期的積淀,經由一代代師生在這種氛圍中浸染并對其認同、踐行、堅守、弘揚而生成的。

正因為每所學校都有唯一屬于自己的生存形態,因而從理論上講所有學校的文化都不可能千篇一律,都應該有其自然形成的辦學特色。學校在發展過程中形成并傳承下來的深層心理結構和精神內核,是學校最本質、最獨特的生命體現,也是學校發展的內在依據。一旦學校對自身歷史形成了高度的自覺,就意味著學校發展具有了內源性和創生性,辦學特色的形成便具有了內在的邏輯依據。

然而多年來,許多學校辦學的理念、思路和模式高度同質化,千校一面的現象普遍存在,這其中的原因固然有很多,但無視自身歷史、割裂自身傳統無疑是重要因素。

學校文化建設應促使學校形成歷史自覺,主動探索學校發展演變的規律和趨向,正確認識學校傳統中必要而且可能弘揚的內在根據,進而取得在學校未來發展選擇中的自主地位,在傳承的基礎上積極做出符合時代要求的文化選擇、文化組合與文化重構,最終形成底蘊深厚、魅力獨具的辦學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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